事有些荒诞，却并非玩笑。近来几位年轻学者去世，院校公布的讣告先写出的不是他们的笑容、喜好或亲友，而是一叠叠头衔和科研成果。山东财经大学一位38岁的教授去世，公告把教授、博导、研究院长、万人计划、泰山学者等称号堆成一长串；同济的31岁博士讣告列出三十多篇论文、二十多项专利和若干项目；浙大一位47岁教授是在会议现场突发脑溢血；还有一位上海高校教师的讣告除了学术业绩，少数提到他与学生之间的有温度的教学创新。整体印象不是在怀念一个人的生活，而像是在翻阅人事档案。

很多人心里的刺痛并非针对具体措辞，而是对首印象的反感：讣告按逻辑先写“帽子”，把一个人的存在压缩为可量化的履历。有人为学校辩解，说正文后有贡献陈述，但首段的导向已足以说明问题——我们的社会与体制更信任能够写清楚、可查验的头衔，感情与性格难以量化，于是被刻意避开。写“主持过国家基金”“获得过某某称号”最安全，谁也挑不出错误；相比之下写品格评价则可能招致争议或法律风险。

这并非偶然，而是制度使然。高校的考核与晋升体系把“帽子”作为衡量价值的主要标准：资源和经费向有头衔的大团队倾斜，年轻人若在三十而立前没有显著成果，面临淘汰。于是帽子不仅是荣誉，更变成了竞争的通行证——有帽子就有资源，有资源就能争取更多帽子。人活着时被这套逻辑推动，死后讣告依旧延续同样的叙事。 球友会

有人在网上说，学生们担心的并不是加班，而是将来死去后，没人记得他们爱过哪本书、养过什么宠物、在课堂上怎么笑过。过去的墓志或讣言里或许有诗、有品格，现在的记录则更像科研履历的缩影。讣告其实是给活着的人看的：它在告知体制如何评价和记住你，把一生压缩为几项可写在表格里的数据。

也有例外。华东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生前自写了自己的讣告，字里行间有轻松也有温度，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具体的、会告别的人写出来，那才是真正关于一个生命的告白。大多数时候，起草讣告的不是冷漠的人，而是被流程和规则束缚的单位——他们面对档案和表格，按程序列出“帽子”与成果，因规则而无法或不敢去写更多人的私人记忆。

这就形成了一个残酷的总结：没有显赫的头衔，连被体面地记住都显得困难。那些早逝者——三十多岁、四十多岁的人们，他们的课堂模样、与学生的交谈、生活中的点滴，往往在讣告里看不见。讣告本应表达一个人曾经活过、爱过、被爱過的事实，而现在常被简化为头衔的陈列。 球友会

何时能改变这种写法？难说。除非评价体系、话语规则和行政流程有实质性调整，否则下一份讣告很可能还是同样的格式。对于还在活着的人们，这种现实既刺痛又现实：在这个体系里，你是谁，往往取决于你戴了多少顶“帽子”。